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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读|教育的本质是培养“人”,而不是做题的机器——失落的县中

教育的本质是培养“人”,而不是做题的机器。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华发现经历残酷竞争、在高考中“内卷”后的这一代人,正在变得更加迷茫、失落。

作者:周悦

导读

 

 

壹  ||  当县中一两年都没有清北生,即便是在县内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与教师家庭,也会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到市区、省内读书。

贰  ||  县中自救正在让教育变得更极端,“三苦精神”在县中被广为强调,即领导苦管、教师苦教、学生苦学。

叁  ||  真正对县中构成致命伤害的是超级中学的掐尖,而不是普遍认知中的县级财政投入不足。

肆  ||  高考不是要选拔天才,只是要选拔一般的人才,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制度。如果一个孩子是天才,让其自己成长出来,自己冒出来就行了,不需要这样的制度、花这么大的成本去发现。

 


 

在中国,县域普通高中占据了全国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。由于教育资源紧张,大部分县市只能支撑一到两所较好的中学发展,也就是“县中”。

 
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县乡的孩子们只要考进县中,就等于“一只脚迈进重点大学的大门”。那时,“县中现象”令人瞩目,县中甚至吸引了不少城里的孩子就读,可以说县中是乡村学子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。

 

然而,近些年来,县中尖子生大量流失,清北率和本科率连年下滑,师资结构不合理,教育资源向省市集中的现象屡见不鲜。

 

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华从2018年开始关注县中教育,每年都会组织团队去各地县中调研,去过十几个省、四十个县、近百所中学,积累了大量的素材,汇聚成最新出版的《县中: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》一书。

 

在这本书里,杨华认为县中衰弱最直接的原因是超级中学的跨区域“掐尖”。实际上,超级中学除了掐尖、极端推行应试教育和巨量投入资源之外,并没有其他超出县中的先进经验。但他们受益于当下的高考制度,仍被教育部门默许“掐尖”。振兴县中必须先解决这一问题。

 

杨华强调,教育的本质是培养“人”,而不是做题的机器。他发现经历残酷竞争、在高考中“内卷”后的这一代人,正在变得更加迷茫、失落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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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县中不能没有清北生”

 

杨华从2007年开始做农村研究,最初关注的是县乡治理的问题。在田野调研的过程中,他经常要和当地的老师、校长打交道。在和他们的交谈中,杨华发现大量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城市,这让他意识到县域教育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

 

从2018年开始,杨华的研究团队每年都会去各地县中调研。他们发现,中国县中的变化是全面的、系统的,最显著的风向标就是从县中考入清华、北大的学生数量断崖式下降。

 

比如,湖北恩施某地的重点县中过去能出十几名清北生,但是近些年降到个位数,今年只有1名学生。这种变化难以逆转。30多所湖北省县域高中里,仅有少数几所县中今年高考还能勉强依靠国家专项政策考出清北生。绝大部分县中没有清北生,重本率、本科率也在下滑。

 

陕西省的情况也非常相似,去年全省76个县级地区,只有10个县有清北生,共计13人,占全省清北录取人数的比例4.9%。西安市的清北录取人数占全省的87%。

 

在云南某地级市,全市除开城区高中外,下面县中高考特控上线率(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)普遍只有2%—7%。

 

杨华认为:“县中不能没有清北生。在现行综合教育评价体系下,清北生作为参照系对于县域教育的资源分配、体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 

他进一步解释清北生对教学的重要性,当一所学校有冲击清北的尖子生,也会对优等生、中等生有良好的“传帮带”作用,形成正反馈的学习氛围。县域家长看到每年有清北生也会信任当地县中的教育水平。

 

反之,当县中一两年都没有清北生,即便是在县内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与教师家庭,也会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到市区、省内读书。随之而来的结果是,优质生源从小学、中学阶段就开始大量流失,县域以下的乡、镇、村难以招生和办学,从而削弱整个县域教育体系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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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焦虑

 

杨华在调研中观察到,所有的县中校长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摆脱现状。然而,县中自救正在让教育变得更极端,“三苦精神”在县中被广为强调,即领导苦管、教师苦教、学生苦学。

 

在众多管理方式中,最常规的是精确控制学生的作息时间:早自习时间提前到6点、晚自习延长至晚上10点半以后、午饭时间被限定在30分钟以内、每周休息变为月休一天或者半天。

 

更进阶的是建立残酷的竞争体系,重点班内实行“末位淘汰制”,每次考试的最后几名会被淘汰;班级内设置举报箱、批评榜等,上课发呆、看一眼窗外,都会被巡查的老师记录在案。同学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,即便是同桌,也不聊天不说话,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在学习以外的事上。

 

除此之外,不少民办中学和县中还学习超级中学的模式,比如一些县中开始提前招收初中尖子生,用两年的时间学完初中知识,然后提前一年学习高中知识,高中三年就用来复习;或者县中成立初中部,提前招收尖子生,提前半年计划招生等等。

 

杨华认为县中强化应试教育的措施治标不治本。

 

普遍的情况是,留在县中的孩子因为升学率下滑,努力三年只能上大专,这让他们更加迷茫、无望,对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信念减弱。离开县中的孩子,他们的压力提前转移到中学、小学阶段,他们的竞争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实力比拼。

 

家长要提前为择校做准备,增加了购买市区学区房的压力,母亲还要全职陪读。孩子则要在小学学初中的知识、初中学高中的知识。当孩子的成绩不符合预期,便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,亲子关系变得紧张。

 

杨华认为县中衰弱带来了全民教育焦虑。教育竞争的范围越小,竞争压力越小,教育焦虑越轻。中考竞争最好以乡校为载体,高考竞争最好以县域为层级、以县中为载体,但由于县中衰弱,教育变成以家庭为单位,在市、省进行竞争,难度一下就放大数十倍、数百倍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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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级中学掐尖

 

杨华发现,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县中的衰弱较中西部地区县中更加普遍。比如浙江某百强县,每年在教育上投入高达15亿元,远超某些市级水平,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当地县中教学数据的走弱。

 

杨华在大量调研后得到一个结论:真正对县中构成致命伤害的是超级中学的掐尖,而不是普遍认知中的县级财政投入不足。

 

以湖北某县为例,每年有十几名尖子生被全省排名前三的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“掐走”,30多名学生被黄冈中学“掐走”,数十名学生被武汉其他中学“掐走”。县教育部门本来不愿意放走尖子生的学籍,但是又没有相关政策,最终还是要放。

 

自2010年以来,各省都依托省内超级中学,建立起教育集团。他们往往顶着“名校”“教育牌子”的名头宣传教育理念与先进模式。实际上,超级中学除了掐尖、极端应试教育和巨量资源投入之外,没有其他超出县中的先进经验。

 

杨华解释,县中生源结构由尖子生、优等生、中等生和后进生构成。从全国各县来看,尖子生的比例普遍在1%—3%波动。也就是说,无论怎么考,清北生都出自这一批人之中。掐尖是把既定的尖子生集中在一起,学生能考上清北等名校,并不完全是超级中学的功劳。

 

超级中学为了吸引顶尖生源会开出各式条件,比如常见的奖学金、免学费等基本资源,一个学生奖励5万—10万元并不罕见;有的还免费为家长提供陪读套房、解决父母就业等等。

 
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更隐蔽的设计,比如一些学校会把摇号名额少报,留下掐尖名额,提前一年签约等等,这些都是被默许存在的。

 

近些年来,许多超级中学开始主动“造神”,制造了诸如“13岁清华”“15岁北大”的竞赛神童之类的神话。归根结底就是提前选拔,让几百个孩子从五六年级开始学竞赛课程,从中选拔出一个“竞赛神童”。

 

这个变化是因为学科竞赛和强基计划。以清北为例,在其全国招生计划中,竞赛和强基的录取人数年年攀升,几乎占到1/3。学生在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信息技术五大全国竞赛拿到国家级奖项,就能获得清北保送资格或者被降分录取。

 

竞赛的保送名额并不纳入高考统招计划,属于全国竞争。因此浙江、江苏、湖南、湖北等竞赛大省,每年被录取的清北生更多。

 

对各省的教育部门而言,支持一所超级中学搞竞赛是在角逐清北等名校招生名额的增量,这就给其极大的动力允许超级中学抢生源、办分校和挖师资。

 

超级中学能够花重金挖角全省范围内的竞赛教练,一个金牌竞赛教练的市场年薪至少在100万元,这远不是县、市级的公共财政所能支撑的。

 

超级中学通过提前培养、提前竞争等产业化模式“制造竞赛天才”,也让省级教育部门的清北业绩更好看。相应地,省级教育部门为了清北业绩,会在跨区招生、办学,培优补课和资源投入等各方面给这些超级中学一定的照顾,以确保省教育部门能在省级高考锦标赛中胜出。

 

杨华团队在浙江、云南、湖南、山西、四川、河北等省调研均发现,凡是有超级中学无序掐尖招生的情况,背后必然有各种各样省市教育部门开的口子。比如,中部某超级中学的“专县生”计划,也是省里专门为其量身定制的,即允许该中学自主在全省招生优质生源,每个县都要完成相应的指标。

 

杨华认为,县中振兴首先需要规范超级中学的办学和招生,掐断超级中学跨区域掐尖的政策链条和利益链条。只有重构县中生源,振兴县中的其他政策才能发挥作用;其次,也要重构县域教育体系,抓好县域小学、初中的教育教学管理,让乡村孩子能够就近、低成本地接受相对优质的义务教育,从而为县中输出大量优质学生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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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后“失落的一代人”

 

杨华出生在湖南郴州,他高中在一所县中就读。他回忆那时很自由,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休息。下午5点20分下课,晚上7点钟上课,吃完晚饭,他能和同学踢一场足球或者绕着学校的山走一圈。周末休息一天,同学们会争着看电视,了解县城以外的天地。

 
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县乡的孩子们只要考进县中,就等于“一只脚迈进重点大学的大门”。当地社会也对县域教育抱有信心,学生家长没有太大的择校压力,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相对较轻,县域教育生态是比较宽松和健康的。

 

现在这一切都变了。他在衡阳一所中学看到,现在的高中生晚饭休息时间只有20分钟,有些学生教室在五楼,急忙跑到校门口的时候饭就凉了,没吃两口就要回去上晚自习。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可想而知。

 

杨华接触了很多学生,他们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,进入了一所较好的大学,第一感受是茫然。当人生不需要刷题后,他们在大学里失去了方向。有些学生,把高考的习惯带入大学,追求绩点,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成绩比身边的人好一些。

 

实际上,回到高中阶段,大量动员形式的教育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们的价值观,他们被灌输了“提高一分,干掉千人”“没有高考,你拼得过富二代吗”之类的想法。这种刻意制造的对立,让许多学生认为读书就是为了通过高考这场试炼,为了超越他人、超越阶级。

 

杨华认为,高中不应该这样一味强调应试、得分,而应该更多关注对“人”的培养,让学生发展兴趣爱好,想打球就打球,想读小说就读小说,人得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去思考,才能认识世界。

 

杨华强调:“不能苛责学生,这是整个教育的问题。如果真的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政策制定,高考制度和教育体系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高考不是要选拔天才,只是要选拔一般的人才,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制度。如果一个孩子是天才,让其自己成长出来,自己冒出来就行了,不需要这样的制度、花这么大的成本去发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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